对谈｜讲座-“李燎：近乡情怯”答观众问

观众：我理解，我老家那边一直有台风，很多人去追台风。

李燎：对，这其实是人天生的一种动物性。有一个艺术家，好像是叙利亚的吧（注释：李燎说的应该是Francis Alÿs，是比利时的，不是叙利亚），他会跟着去追台风的风眼，冲进去拍摄，我挺喜欢那个艺术家的。

观众：我在疫情期间看到网上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动物占领了街道，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动物性，就让我觉得你会不会也有一种想要去占领街道的感觉？

李燎：肯定有啊，特别是双黄线这种很有代表性的符号，你能在双黄线上面走路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已经很反常了，因为人什么时候能去双黄线上面走路，在上面像这样去玩杂耍。

观众：我其实也很好奇，每个视频前面都做了一个铁皮，它们跟视频里面很多城市基建中使用的材料其实也很像。所以你当时想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选择这样的长度或者大小是有什么想法吗？

李燎：大小、长度的话只是因为它正好适合，它就是适合这个大小。再放大，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感觉。

观众：我个人觉得有一个这样的装置，其实还挺改变观众的观看方式的。

李燎：当然做作品的时候是没考虑这些的，但是当我想着如何去展示的时候，就会开始追寻记忆中的，或者感觉上有什么样更合适的方式。这个蓝色铁皮是在疫情期间封路的时候使用的，比如说封我们家巷口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蓝色铁皮搭一个大木架子，然后搬来一些铁皮，到处能看得到，包括视频里面也会很频繁看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别的选择，这个是唯一的选择。它其实也造成了一种区隔，但另外，它也同样像一个通道。

二

李燎：这个作品是在疫情期间，我被困在老家洪湖时做的。当时封城了之后，整个路面上车也没有了，人也特别少，出门买点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拿着通行证，去超市，整个城市都空了，你就发现你可以在马路上面走，因为没车。然后你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会发现，哎？还有双黄线，可以踩着双黄线上面。这种情境是以前碰不到的，双黄线的代表性我觉得还挺强的，我就觉得要在双黄线上玩一玩，杂耍一下。 这个也隶属于我的“不知道”系列，这是“不知道2020”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要表达的东西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想干这些事。我在这个情景里面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希望自己能做的。

观众：是觉得好玩吗？有这个考虑吗？

李燎：如果就简单讲的话，好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但是有时候它不止是好玩，这也可以是一个作品。

观众：实际上抖杆的时候还是好玩的，这有练过吗？

李燎：我是去年演朋友的一个电影的时候，他让我玩了一下。当时我一玩，发现我玩得很稳。只要想我不让它掉下来，它就永远都不掉下来。可以玩到最后人都停止了，杆也停止了，进入一种放空的状态；我就盯着杆，周围全都虚化了。

《柔情》

李燎：做这个作品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人带着一幅蓝牙耳机，对着一棵树在沟通。因为他戴耳机的时候，他是在跟对方打电话，对方肯定是在埋怨他，然后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。因为一个中年男性，他处于职业的瓶劲期，有点不上不下的，在公司压力肯定很大，然后就说自己每天早上很早就上班，晚上很晚才回来，“你为什么不理解我一下？”“我那些事情，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”等等。仅仅是因为上班的原因没来得及去解释那些事情，对方肯定就继续升级地去埋怨。这件事情就让他的情绪变得很激烈。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对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太清楚的。但我站在旁边感动了半天。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基础的剧本，主要是拿捏情绪。剧本的语言都很简单，只是把我记住的场景稍微写个脚本，然后情绪怎么上升到哪里，再往下降到哪里。

观众：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今天开幕的这个演出，后面都有吗？还是说演员今天的这个行为会变成视频的形式？

李燎： 后面没有了，后面我会让观众变成演员。我会在上面放一个耳机，蓝牙的头戴式耳机，放在架子上，然后大家戴上一听，里面全都是各种拒绝你的声音。

观众：跟演员听到的是一样的吗？

李燎：演员的耳机里是没有音频的。

观众：那拒绝你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

李燎：我到处搜集的，找朋友录啊什么的。 到后面再来看，跟今天看的又不一样了，然后你就面对那棵树，就会听到各种拒绝的声音，感觉那棵树在拒绝你，你心里面就会“铛，铛，铛”地沉下去。

《不知道20191226》

2019年的时候，很多新闻报出来说猪肉很贵，然后这个手机就是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当时最贵的iPhone XI pro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在我看来有某种对等的关系——一个很贵的猪肉和一部很潮的手机，然后再配合穿着成流浪汉一样的角色在街上不停地去摩擦。旁边所有的拍摄都是伪装成路人的视角在拍摄，实际上是给予一种路上的观众的观感。就是说大概是因为看到一个很怪的一个人，很怪的一件事情，观众不知道是在拍摄，就故意让镜头隐掉。

《一记武汉》

观众：像你之前在国内做的那个扇耳光，还有《一记武汉》那样的作品，有没有一种对现有的规则的反抗？

李燎：有，所谓的这种荒诞的感觉，实际上就是把语境给突破一下，或者怎么样一下。但更多的，像我刚才跟观众聊的时候说的，作品里面一直都有两个卖的东西，一个是很清楚自己是在干嘛，一个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在干嘛。你像那个打的就有点不清楚是在干嘛，但又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想去做，但往往最后会很喜欢这种不知道要去干嘛做出来的东西。因为知道了之后它像是一个制作，就像之前我做了把自己锁在一个白领的楼下的作品的时候，其实我很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，白领在上面上班，我被锁在楼下；我们是一个对等的关系，其实他们也是跟某些东西锁住的，这个逻辑关系能很清晰地解释出来。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就是制作一件作品，区别还是有一些的。这个《一记》就是倾向于一种现实，或者平凡社会、平凡事件的一种荒诞。然后那种荒诞是……这个东西必然是一个日常的，不是说我做出一个戏剧的荒诞感，而是一个很日常的荒诞感；但这个日常的荒诞被拿到一个不同的语境来把它放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一个区隔，它的荒诞感就立出来了。 所以《一记》就很有这个意思，它的逻辑关系没那么大，像是说我到底要根据什么做件什么事情，没有这个的。反而是因为当时的情绪、情感关系，很多时候心情在那么一个调上，然后把这么一个日常里面很有情绪化的动作——扇耳光——拿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去，变成如同表演一样的状态，所以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我所说的平凡事件中的荒诞。

观众：那你会觉得这跟地域有影响么？

李燎：会，你在不同的地域里，你感受到的这种环境上的气场还是不一样的。我明显在武汉是会很想去创作的，所以我后来一直说我尽量避免去武汉。因为很想创作这个事情，好像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你对一个欲望性的人，比如很喜欢一个女人，就要跟她稍微隔开些，你不能天天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没意思了，就这种感觉。

观众：这个展览也叫“近乡情怯”，它也是跟地域性有关的？

李燎：对。